文：劉仲敬 著、袁真嗣 採訪
- 袁：如果當初滿洲人沒有入關的話，情況會是怎樣？
劉：如果滿洲人沒有殺進中原的話，中亞的穆斯林很可能也會這樣做，像帖木兒那一次 [1] 就已經是個預演了。如果西方勢力沒有到達遠東，清帝國在建立兩三百年後陷入週期性的混亂和內戰之中，這時候的中亞汗國，像是浩罕和布哈拉就很容易征服已經衰落的蒙古和西藏而進軍中原。清帝國後期的情況就是，蒙古人在西北一帶已經漸漸鬥不過回民，而在清帝國初期，蒙古人還是占上風的。清帝國對他們實施管制以後，他們的部落傳統嚴重被削弱，武德也明顯下降了。
- 袁：關於「中華民族」的誕生，它是因為二十世紀初出現的一些特殊問題而被發明出來的嗎？在這之前的說法例如「華夷之辨」，是不是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呢？
劉：這是肯定的，二十世紀以前既沒有這種需要，更沒有這種概念。至於華夷之辨，宋人的華夷之辨就跟明清時期有著很大的差別。這個就有點複雜，華夷本來只是強調風俗和禮儀的差別，而什麼是風俗和禮儀，各個時代的具體含義是不同的。宋人的華夷之辨是一種自衛性的說法，華夷之辨代表著文明程度的高低，但「華」所代表的意涵，並不是普世主義的理念。而明清時期所講究的華夷之辨就回到了儒家倫理的脈絡，認為「華」從理論上講應該是普世的，其他人之所以還不夠華夏，是因為文明程度不夠高，但是文明程度畢竟還是可以提升的，最後可以達到那種類似世界大同的境界。
宋代是一個歷史長期運動的產物，是唐帝國中後期的反藩鎮運動導致的一個結果。當時的藩鎮主要依靠藩兵、胡人，注重武力，看不上士大夫。而在士大夫看來，唐代最大的錯誤就是太宗、玄宗過於積極引進蠻族了 [2]，對他們沒有防範，什麼事情都交給他們處理，結果最後中原讓他們弄成這個樣子，今後的皇帝決不能犯同樣的錯誤。就像梭羅說的那樣，人類的期望早晚會實現的，最後士大夫的想法在宋代真的就實現了。結果在排除了胡族成分以後，宋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戰鬥力特別是防禦能力的國家。
唐帝國本身就是北朝的產物，後來士大夫完全忘記了這一點。北朝那些豪族本身就是上層階級，藩鎮本身就是一個種族概念以及階級概念，而科舉制度在中唐以及晚唐產生的新派士大夫階級都出身於一些小戶人家，宋國的建立對於他們來說，等於是一場階級鬥爭的勝利。平民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它就需要有一個意識形態上的證明來支持自己的正當性。
- 袁：那麼宋人的華夷意識，比較接近於民族主義嗎？
劉：它有點像是民族主義，因為宋代的儒家理論是以禮儀文化為核心部分的。同時也有一個背景就是反藩鎮運動，這實際上等於是要關閉中亞通道。蠻族之所以大批闌入中原，不僅是因為唐太宗和唐玄宗的政策，也是因為中亞通道大開的緣故。十世紀既是宋國士大夫強調華夷之辨的時代，也是中亞通道趨於關閉的時代。
從當時的絲路貿易，就可以看出這條路線是趨於衰退的，例證之一是中亞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教派急劇衰退，被統合性比較高的伊斯蘭教取代了，伊斯蘭教的教規比那些複雜的佛教、拜火教團體要簡化得多，所以伊斯蘭教在中亞的勝利，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當地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趨於簡化的過程。中亞通道封閉，然後偏遠的東亞大陸就變得更加封閉，外來因素漸漸減少，原先積累下來的、還沒有耗盡的輸入資源漸漸被消耗殆盡，在這個過程中就給人一種宋代是個純粹華風的朝代的感覺。
- 袁：秦帝國也算是純粹華風的朝代嗎？
劉：秦帝國顯然不是，在西周以後它封閉或者壟斷了中亞通道，它的很多文明因素是來自於帕提亞以及兩河流域，它的軍事技術有很多是外來的輸入，這可能是它對東方邦國擁有武力優勢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東亞軍事技術在上古時代的演化，始終比兩河流域要落後一個半節拍。所謂一個半節拍，長的時候是二千五百年，短的時候也有五百年，這個差距是非常不得了的。從西向東征服要容易很多，因為它離技術源頭比較近，技術傳播的時間差總是對它有利的。
- 袁：漢代的張騫通西域，也不是真正重要的歷史事件嗎？
劉：西漢對絲綢之路的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張騫其實並沒有「通西域」，那條商路早就已經存在，他是想把那條商路變得政治化，在那一帶推行漢的地緣政治策略。這樣的話，對原有商路的影響應該說是損害比較多。而且他出於政治干預的需要，採取用大量金帛買來盟國的手段，明顯對漢的貿易結構也有很大損害。漢代中後期的財政崩潰，跟這件事情的關係非常大，因為漢廷用在西域的金帛開支非常多，經常占到國家預算的一半以上，等於是把自己的老本賠進去了。可以說，如果漢武帝不主動去做這種類似一帶一路的事情，對絲綢之路的發展反而是比較好的。
- 袁：中國人的基本印象是，西漢時期的武力還是比較厲害的，對外戰爭勝多敗少，至少沒有表現出打不過的樣子。
劉：那只是漢武帝時代的事情，武帝以後國力就衰退了，漢武帝既把之前的積累都花得清光，也透支了以後的資源。他的軍隊由五花八門的人組成，從雇傭兵到囚犯都有，而使用囚犯是不祥之兆，因為這表明良民已經不願意從軍。正因為良民已經非常不願意當兵，所以東漢才有「光武帝罷州郡兵」的記載，張蔭麟 [3] 認為這是光武帝出於私心的決定，因為他是憑地方兵起家，所以害怕其他人造反。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漢武帝以後，地方厭戰情緒很大，沒什麼人願意當兵了。
州郡兵是春秋戰國遺留下來的制度，那時候的國家很小，各個邦國就只有一個縣城那麼大，士兵各自保衛自己的家鄉就足夠了。保衛國家跟保衛宗族沒什麼區別，行軍用不著走多少路，在農閒時間就可以武裝起來在邊界耀武揚威，而別人也可以在農閒時候興兵打仗。因為大家的耕戰節奏一樣，你可以打仗的時候，他也可以打仗，所以這樣的戰爭很容易就趨於儀式化，說停就停。但是變成大國以後就不一樣了，讓你從山東一直跑到關中那是什麼滋味，走這麼遠，來回一趟你就傾家蕩產了，自然誰都不願意當兵。而光武帝一方面是猜忌地方勢力，另一方面他也樂得順手給大家賣一個人情，看我多麼仁慈，以後你們的兵役就全部豁免了，然後大家都歡呼一聲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 袁：這樣說的話，東漢是比西漢更具華風的時代嗎？
劉：東漢的國際貿易額是超越西漢的，所以從中亞和印度積累的因素和影響，在這個時候也就更進一步浮到了表面上，這個傾向在王莽時期就可以看得出來。王莽很討厭民眾不像孔子時代那樣取名字，因為他是一個原教旨主義儒生，他認為人們連姓名都不肯按照老規矩來起，那一定是胡人在作祟了。像西漢末年王公大臣唱的那些歌，很明顯已經不是《詩經》和《楚辭》上的歌，也不是劉邦時代唱的那些楚歌——劉邦是出身很低的人，所以戚夫人給他唱的那些楚歌當然是民間歌謠。漢武帝提倡的柏梁體詩歌就有比較強的民間氣質，而西漢末期的那些慨歎人生無常的歌謠就更強了，同時帶有很濃重的印度風情，充滿了跟《尚書》時代很不相同的詞句。可以想像，王莽一定是看這種事情看多了，他覺得非常不順眼。基於窮書生的理想主義，他發誓說自己將來當權以後一定要整頓風俗。
- 袁：您說的是類似《古詩十九首》的詩歌嗎？
劉：倒不是《古詩十九首》，它是更後來的東西，是東漢末年甚至魏晉時期才產生出來的詩歌。那時候外來因素已經在中國演化了很多年，並且跟本土因素重新結合而產生出了一種新的東西。《古詩十九首》的體裁是非常成熟的，中間肯定經過了多次演化，相當於羅馬文明和日耳曼蠻族融合以後的那種樣子，中間的融合過程都被它忽略過去了。
- 袁：這些外來因素是在五胡十六國進到中國的？
劉：五胡十六國不是進來的階段，而是原先早已移居中原的各個族群露出水面的階段。他們實際上是在東漢末年就大批進來的，那是因為本地人口減少的緣故，姜維那些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強迫羌人以及其他民族下山到漢中定居，補充當地的人口和兵源。孫權強迫山越人下山，還跑到夷州去擄掠人口，也是差不多的原因。有了人口才有稅收和兵源，而本土的人口在東漢中葉就已經急劇減少了，經過東漢末年的大亂，人口減得更多，當時統治者的恐懼跟羅馬帝國末年的皇帝差不多，恐懼人荒和田荒。本國的居民已經喪失了生育的欲望，喪失了生活的勇氣和樂趣。朝廷把國家控制得太嚴密，人民的勞役太沉重，社會的自由空間太少了。底層民眾既逃不出這個結構，又沒有其他的生活嚮往，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極絕育，自己的有生之年活得更痛快一些，斷子絕孫也沒什麼關係。
- 袁：因為要露出水面，所以胡人也開始冒充漢姓？
劉：五胡十六國的改漢姓紀錄其實不太可靠。這個時期的紀錄具有很強的小說性質，更應該是在唐帝國初期的時候，根據當時北方胡族大規模改漢姓的情況，於是把之前歷史中帶有胡人色彩的東西也盡可能的刪改了一些，但是痕跡還是有的，像《晉書》中有不少來自《世說新語》的故事，而《世說新語》當中又有很多類似印度神話的說法。
實際情況可能是，中亞和印度文化從東漢末年開始就長期闌入，最後在初唐年間做了一個整體性的總結。因為《晉書》和六朝的歷史不是特別可靠，跟小說沒有太大區別，很多可能原先是印度或者中亞的文學創造，改頭換面之後就變成曹沖稱象之類的歷史故事了。這種嫁接是很容易的，比如說稱大象重量的故事已經流傳很久，但是沒有確切的歷史主角，現在正好史書裡有一個曹沖，據說這個孩子小時候是神童，既然是神童，那麼就把這件事情安在他的頭上，就像西漢末年的儒生把很多聖賢事蹟都算在孔子頭上一樣。孔子既然是聖人，那麼符合聖人標準的事情即使不安在孔子頭上，也要安在他的弟子頭上。
但這些只是史書記載，民間的情況就是另外一回事，很多蛛絲馬跡也都顯現了這一點。像是大秦國的說法，從中可以看得出，當時關東的居民似乎覺得關中地區是西方那個國家的附屬地。而從鳩摩羅什和呂光往來於龜茲和長安之間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民間社會談不上是儒家性質的。可以說，它不但不是儒家性質的，更不是後來那種佛教性質的，而是一種夾雜了許多中亞特殊宗教成分而產生的多元化社會。當時的西北乃至關東地區很可能就是複製了中亞那種破碎化的政治局面，而在這種破碎化的局面之下，各地貿易反倒是更加發達，因為每個小政權都沒有壟斷整個經濟圈的能力，對於鳩摩羅什之類的人來說，這顯然使他們處在更為有利的地位。
民間宗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非常興盛的，所以才有天師道發起的叛亂，以及佛教徒針對北魏的叛亂。從天師道在王家、謝家這些豪門中傳播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哪怕是上層階級的儒家色彩，也殘留得不多了。北方胡族那些鑄金人選皇后 [4] 的故事顯示，他們的信仰可能處在一種類似突厥部落的混雜狀態，一方面祭祀原始部落裡那些各式各樣的自然神祇，另一方面又尊奉從中亞傳過來的各種神靈。像崔浩那樣的儒家士大夫殘黨，其實也是儒家為表、天師道為裡。兩漢時期所謂的本土因素，在這個時候大概是永遠滅亡了。後來所謂的本土因素其實是重新創造出來的東西，以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名義對儒學重新解釋了一遍。
註解
- 據記載，帖木兒於一四○四年十一月率二十萬軍隊東征，惟他四個月後就逝世。而在此之前，帖木兒已於安卡拉戰役（一四○二年）擊敗鄂圖曼帝國。
- 劉仲敬的相關評論如下：「李林甫即使不存在，也不會影響唐太宗和唐玄宗親自推行的番將政策。唐國宮廷本身的內亞性質，使他們比東亞儒生更容易理解先進技術的重要性。如果鮮卑皇帝也像歐陽修和司馬光一樣愚蠢，《悲陳陶》的慘敗就要提前到唐高宗一朝了。」更詳細的分析可參閱《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
- 張蔭麟（一九○五年∼一九四二年），中國歷史學者，十七歲時撰文指出梁啟超的考證有誤，其後畢業於清華大學並赴美，歷任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
- 據《魏書》記載，北魏皇帝在選立妃子為皇后時，會特意命人鑄造一個占卜用的金人， 若鑄造成功，該妃子才可以成為皇后。另外，同時代的宗室爭奪帝位、權臣篡位等事件中， 也有使用這種占卜方法。
相關書摘 ►劉仲敬《文明更迭的源代碼》：吏治化、順民化、儒化和漢化，這四個詞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文明更迭的源代碼：「阿姨學」輕鬆入門，世界文明演化史一次搞懂！》，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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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仲敬 著、袁真嗣 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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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問題的解答歷來存在著各種尖銳和對立的觀點，彼此之間分歧巨大。
中文世界裡盛行的觀點通常是，文明一定遵循進步主義的原則，從某個較低的階段發展為更高的階段；蠻族雖然征服了文明的中國，但最後又被同化。此外也信奉文明的多元主義和相對論，認為不同的文明各自有其優勢，而中華文明絲毫不輸給西方文明。
《文明更迭的源代碼》一書可以說是「阿姨學」（歷史解釋體系）深入淺出的入門之書。在這本訪談錄裡，作者闡述了目前存在於世界歷史上若干種不同類型的文明，並試圖找到其更迭於興亡的「源代碼」！
阿姨學精髓一手把握
要理解阿姨學，必須先理解他使用的概念。本書的前兩章是對他的理論模型做通俗易懂的介紹。在第一章「達爾文式的歷史學認識論」和第二章「歷史演變的底層脈絡」中，劉仲敬把表面上紛紜複雜的各種史實都先拋在一邊，引領讀者從底層脈絡的演變來洞察歷史地核。透過他精妙的比喻，讀者可理解他的若干關鍵詞——「自組織」、「古老自由與新興專制」、「憲制鬥爭」、「法統」、「決斷」以及終極的「神意秩序」。
舉一個「自組織」的例子來說明，這是阿姨評價一種文明是否可維持長久、是否具備強健活力的核心概念。所謂的自組織，其實就是社會上不同族群自我治理的機制，比如部族、宗族、教團，行會、大學、城邦，現代講的公民社會也是一種自組織。阿姨認為，這種自組織資源越豐富、組織度越複雜的社會，其文明就越有活力、越持久；反之，一盤散沙的順民社會，必然相形而生出專制極權的皇帝─官僚體系，而在這樣的社會裡，國家機器運轉的機制，是讓整個社會處於高度原子化的散沙狀態，從而便於榨取。當「自組織資源」消耗殆盡之時，這個社會就進入了文明的冬季。
就中國史而言，當「秦政」（大一統專制獨裁制度）把西周以來各種封建組織的資源消耗殆盡之後，必然引發暴政，則中國的歷史已經進入終結狀態，後面的只是停滯、週期性的循環，仰仗蠻族一波接一波的救贖。
本書從第三章到第七章，作者按照時序分析了希伯來文明、希臘－羅馬文明、伊斯蘭及東方文明、西歐絕對主義國家，以及最後演變為民族國家的這個宏大的歷史過程。而在最後一章「末世與末人」，他特別就中國史而談論「史後之人」該怎麼辦。
無論你是否是阿姨的粉絲，你都要認識到阿姨學的根本，真正重要的，不是歷史所謂的真相或局部的正確，而是從混亂的一團史料中提取理解人世的線索。這套體系並不神祕，如果馬克思在無產階級裡發現了所謂的資本論，如果達爾文在一座小島上發現了物種演化的規律，從而提出演化論，那麼阿姨的「文明源代碼」也是類似的歷史解釋工具，雖有它的模糊邊界，卻值得我們藉著這個梯子進一步往高處走。
所以劉仲敬虔誠地明白自己理論的有限性。他像提出萬有引力的牛頓一樣，最後訴諸的是「神意秩序」（先別被嚇到）和健全常識。他說：「如果你把學到的一套學術方法推廣到絕大多數事物，反而會比普通的、有生活經驗的老太婆更難做出判斷。」人類的理性未達之處，發揮作用的乃是神祕的秩序。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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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2, 2020 at 09:04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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