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什麼身處都市的現代人，總會有一種漂泊感？
編者按：
城市的崛起是人類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奔向大城市，去尋找自己的夢想。有的人留在了城市，成為了新移民，也有許多人發現城市並不如自己所願，隨之而來的漂泊感讓他們想念家鄉。然而無論是新移民，還是徘徊躑躅的異鄉客，都會陷入歸屬感的危機，精神的安寧成為了一種奢望，面對都市，人們在尋找什麼？
文 | 維舟
無根的現代人
作為農業文明的典型，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顯著特性之一就是「安土重遷」，人們輕易不願離開故鄉，即使迫於某些壓力而漂泊在外，也總還是想有朝一日「落葉歸根」。這樣一個缺少地理流動性的社會，必然傾向於穩固、永久的關係和價值，人們在這其中獲得安寧。但現代社會是一個通過不斷打破原有事物而獲得進展且極其好動的社會，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首先就表現為一個史無前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人口流動的過程，越來越多的人為了自己的夢想而處於漂移狀態。
離開故鄉的人是不幸的。在以往的定居社會，沒有特別的原因，人們一般是不願意遷移的。尤其在古代，旅行不但勞累費時，且極端危險。英文「旅行」（travel）最初的無根的現代人含義就是「擔心」或「辛勞」。在一個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時代，一個漂泊在外的人，不僅有可能遭遇山賊、海盜，還可能會遇到野獸攻擊、天災、飢荒等，更容易患上疾病。因此，中世紀歐洲的朝聖者在出門前，經常先寫好遺書——如果不幸途中生病，那也只能當作上帝對自己的考驗了。
雖然所有的傳統定居文明都認為一生一世生活在故鄉才最美好，但世界史上仍充斥著各種各樣四處遷徙的人群。概括地說，他們有兩種動力：一種是推力，比如他們在故鄉難以謀生，或遭排斥；另一種則是吸力，比如外地的某個發財機會或精神洗禮 —總之是某個遙遠之地能提供一個轉變和重新開始的機會。因此可以說，大部分人自發的遷移漂泊，都是被逼出來的。
正因如此，他們的內心總還是難以忘卻故鄉。我們讀過太多這樣的故事：一個在外多年的遊子，儘管功成名就，卻仍然掛懷著自己最早的根。無根的感覺，意味著缺乏一種穩定、永恆關係所帶來的安全感。特別是當他在異鄉遭到排擠，被另眼看待時，這種感覺就越發強烈。任何一個人，總是要真正回到家裡，才會有那種安穩的感覺。
然而當他們真的「少小離家老大回」時，也許會遭遇一個尷尬的情形：他已成為故鄉的陌生人，兒童「笑問客從何處來」。我一個朋友曾說起，他 18 歲離開山東老家到上海讀書，畢業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了 10 年，上海的朋友和同事將他視為山東人（無疑他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可慢慢地，他發現，他老家的人已經開始認為他「越來越像上海人」了，甚至有些鄰居的小孩子乾脆就叫他「上海人」。那麼他到底是哪裡人呢？這種歸屬感的危機，實際上是大多數漂泊的人都曾有過的。
沒有歸屬感會使人陷入困境。在脫離一個共同體的同時，卻沒有融入另一個共同體，以至於在兩頭都產生了一種異鄉感。這兩者的文化環境差異越是巨大，危機就越嚴重。就像尼赫魯當年夾在印度和英國兩種文化中間，嘗盡辛酸：一面深入異國文化，卻根本無從歸屬；一面被推著回歸，卻又無法返回。這種發生在個人身上的戰爭，在瑪讚·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長大》中也有鮮明的體現。
正因為這種處境，一個無根、處處「格格不入」的人，往往又是極其敏感的。
他們的確對兩邊都有異鄉感，但也獲得了觀察兩邊的方便，因為他對兩邊都能以一種「內部的外人」的角度來客觀敘述。很多現代藝術家、學者都是這一類漂泊者、流亡者、脫離故土的人。尤其是在 20 世紀初的巴黎，彙集了包括畢加索（西班牙人）、莫迪里阿尼（義大利人）、康定斯基（俄國人）等各國來的流浪藝術家，以至於這個群體中最優秀的反而不是法國本國人。
一個四處遷移的人，由於他看過了很多風景，必然比定居一地擁有更加豐富的內心。讀萬卷書，更要行萬里路。同時，這種豐富的閱歷也使他能夠更好地審視自己的故鄉
——就像吉卜林曾說的：「一個只了解英國的人，對英國又了解多少呢？」毫無疑問，如果一個人從來沒離開過上海，也不了解上海以外的地方，那麼他也不會真正了解上海，因為他根本無從比較和認識上海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特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內心的豐富，是對一個漂泊的人的最大回報。
現代人其實是沒有故鄉的。在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遷與空間流動中，個人的身份是片段的、瞬間的，是不固定地附著於土地的。人們的生活和土地沒有關係，現代人對土地的認同感因此也是相當淺薄的。現代人為什麼會有精神痛苦？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脫離土地後身份碎片化的結果。
雖然帕斯卡說，人類不快樂的根源是因為不知道如何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間里，但對很多人而言，安靜地待在自己的房間里才是一件沉悶的事。年輕的時候，人們總是不安分、不甘心，需要一個更廣闊的天地施展拳腳。現代社會為人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這個不定型的世界里，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可以重來，沒有什麼東西能長期保持頑固不化。城市和社區都快速地繁盛衰落，中國的城市也越來越像紐約一樣「通過摧毀自己獲得成長」，舊的記憶伴隨著老的街區被拆得七零八落乃至最終被遺忘得乾乾淨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能長期見證另一個人的生活。
因此，現代人即使一直待在一個城市中，哪怕並未遷移，也同樣會產生漂泊感。
他的生活不斷變遷，而且一生中即使不變換工種，至少也會跳槽若干次，或從城市的這頭搬家到那頭，甚至還會離婚（現代社會離婚率遠高於傳統社會）。很多社會關係都是臨時的、不固定的、不連續的和流動的，當你離開一家公司后，原有的同事通常只有極少數還會保持長久的聯繫，並轉變成朋友。更常見的情形是你更換了一撥新的同事，重建起一個臨時性關係。甚至即使你原地不動，幾年下來也許周圍的同事都已換過了。這種個人生活中的動蕩和滅絕在所有的現代城市中無時無刻不在上演，也是現代人難以享受精神安寧的重要原因。
這種好動的現代人的極端，就是所謂的「世界主義者」。這是伴隨著全球化而產生的一個新的歷史現象。現代技術逐漸克服了地理距離，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使一些人能滿世界移動。對他們來說，空間（生活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時間，因此這些忙忙碌碌、繞著地球飛的人總是「時間不夠用」。既然漂泊的痛苦來自無歸屬感，是一種對空間的認同，那麼一個索性只生活在時間中的人，反倒也擺脫了這種困擾。
如今的世界，允諾所有人可以自由去「經歷冒險、強大、歡樂、成長和變化，但同時又可能摧毀我們所擁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
在這一邏輯之下，故鄉是沒有意義的，是一種前現代的感情。這也與全球化進程同步，毫無疑問，一個全球流動的世界，必然意味著更大範圍和更高程度上人的漂泊移動。
這就是我們的處境。按照現代人的理解，被禁止移動是軟弱和痛苦的象徵；但自由的移動，在使人得到很多東西的同時，又使人喪失許多最為珍惜的東西，且無人能夠倖免於這一無情的進程。所幸在大多數時候，這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並且無論如何，每個人仍有選擇的自由。
2008 年 9 月 19 日
維舟 著，三輝圖書 出品，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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